美国和中国会听取二十世纪灾难的警示吗？
奥德·阿尔内·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著
2024年7月/8月刊，2024年6月13日出版
里卡多·托马斯

在保罗·肯尼迪的《1860年至1914年英德对抗的崛起》一书中，他解释了如何两个传统友好的民族最终陷入了相互敌对的下行螺旋，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受到了重大结构性力量的驱动：经济需求、地理位置和意识形态。德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力量平衡，并使柏林能够扩展其战略影响力。其中一些扩展，特别是在海上，发生在英国拥有深远和根深蒂固的战略利益的地区。这两个大国越来越将彼此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过度夸大彼此的差异。德国人将英国人描绘为贪婪的世界剥削者，而英国则将德国人描绘为专制主义的罪犯，企图扩张和镇压。

这两个国家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可避免的对抗道路，注定要开战。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并不是结构性压力，尽管它们很重要。战争爆发是由于个人的偶然决定和双方深刻缺乏想象力。可以肯定的是，战争是有可能的。但只有认同深度非历史观的人才会认为，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妥协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导人对改变海军力量平衡如此傲慢，战争也许不会发生。德国庆祝其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并坚持其作为大国的权利，无视国际行为的规则和规范。这种姿态不仅令英国担忧，也令其他国家震惊。德国难以辩解其声称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和包容的世界秩序，同时又威胁其邻国并与正在否认其边境民族志向的衰落奥匈帝国结盟。

在另一方面，类似的狭隘视角也普遍存在。1913年，英国海军首领温斯顿·丘吉尔得出结论称，英国作为全球主导力量的立场，“在他人看来常常似乎不太合理。” 英国的观点往往缺乏这种自我认识。官员和评论人士对德国发表了大量批评，特别是谴责其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伦敦戒备地看待柏林，将其所有行动都解读为侵略意图的证据，未能理解德国在被潜在敌人包围的欧洲大陆上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当然，英国的敌意只加深了德国的恐惧并助长了德国的野心。“肯尼迪感慨道，‘很少有人具备那种慷慨大度或洞察力，去追求英德关系的大幅度改善。’”

今天在中美关系中也明显缺乏这种慷慨大度或洞察力。与一百年前的德国和英国类似，中美之间似乎陷入了一种下行螺旋，可能最终给两国以及整个世界带来灾难。与一个世纪前情况相似，深刻的结构性因素推动了敌对态势。经济竞争、地缘政治恐惧和深深的不信任加剧了冲突的可能性。

但结构并非宿命。领导人的决策可以阻止战争，更好地管理由大国竞争不可避免引发的紧张局势。就像德国和英国一样，结构性力量可能推动事件走向紧张局面，但只有人类的贪婪和无能力量才能导致灾难。同样，正确的判断和能力可以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德国和英国曾走向冲突，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

然而，在地缘政治层面上，中国对美国显得格外警惕。苏联解体震惊了中国领导人，而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成功使他们深刻意识到，中国如今存在于一个单极世界中，美国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其权力。在华盛顿，许多人对中国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及其他地方对自己国民使用武力感到厌恶。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德国和英国类似，尽管两国的经济交流扩展，中美开始更加敌视彼此。

真正改变两国关系动态的是中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成功。直到199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到202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增长到约美国的75%。1995年，美国生产了全球约25%的制造业产品，而中国不到5%。但如今，中国已超越美国。去年，中国生产了接近全球30%的制造业产品，而美国仅为17%。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重要性，还表明了它在制造包括军事硬件在内的能力方面的位置。

在地缘政治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在2003年伊拉克入侵和占领期间开始变暗。中国反对这场美国主导的攻击，尽管北京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关心不大。比美国毁灭性的军事能力更让北京领导人震惊的是，华盛顿如何轻易地忽视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这些原本是美国曾劝说中国加入的国际秩序的支柱。中国政策制定者担心，如果美国能如此轻易地违反它所期望他人遵守的规范，将来很少有事情可以约束它的行为。中国的军事预算在2000年至2005年间翻了一番，然后在2009年再次翻了一番。北京还启动了改进军队训练、提高效率和投资新技术的计划。它革新了海军和导弹力量。在2015年到202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超过了美国海军。

有人认为，无论20年前美国做了什么，中国都会显著扩展其军事能力。毕竟，这是主要崛起的大国在经济实力增强时所做的。这可能是真的，但北京扩张的具体时间显然与其担心全球霸主有意或有能力遏制中国崛起有关。正如一位中国军事策划者在美国入侵后有些夸张地说：“伊拉克的昨天可能就是中国的明天。”正如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开始担心经济和战略上被包围一样，正是在德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中国开始担心自己在经济飙升之时会被美国遏制。

如果说有什么例子能够充分体现出傲慢和恐惧共存于同一领导层内，那就是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德国相信自己不可避免地在崛起，同时认为英国代表了对其崛起的生存威胁。德国报纸充满了对其国家经济、技术和军事进步的推测，预言着一个德国将超越其他国家的未来。根据许多德国人（以及一些非德国人的观点），他们的政府模式，其民主与威权主义的高效结合，是世界羡慕的对象。他们声称，英国并非真正的欧洲强国，并坚称德国如今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力量，应该被自由地根据其实力重新组织该地区。实际上，如果没有英国的干预和可能与法国和俄罗斯联合遏制德国成功的可能性，德国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两国的民族主义激情和彼此的恶意增加了。在柏林，害怕邻国和英国要阻止德国在其自己大陆上的自然发展和未来主导地位的情绪加深。德国领导人大多无视他们自己的激进言论如何影响其他国家，开始把英国的干预视为他们国家在国内外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英国的重武装和更严格的贸易政策是侵略意图的迹象。“因此，德国的著名包围最终成为事实。”威廉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叹息道。“网已突然封闭在我们头上，英国在世界各地蔑视追求的纯反德国政策取得了最为显著的胜利。”在他们这边，英国领导人想象德国在相对衰落中的责任，尽管许多其他国家在英国的牺牲中崛起。

今天的中国显示出19世纪90年代之后德国展示出的许多傲慢和恐惧迹象。中国共产党（CCP）领导人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时期更为熟练地指引他们的国家而深感自豪。许多中国官员认为那个时代的全球经济衰退不仅仅是美国制造的灾难，也是世界经济从美国到中国领导的过渡的象征。中国领导人，包括商界领袖，在其地区政策上开始对邻国更为自信地表现。它还镇压了西藏和新疆的自决运动并削弱了香港的自治权。在最近几年，它更频繁地坚持其对夺取台湾的权利，如果必要，以武力进行征服的权利，并开始加大准备工作。

中国傲慢的增长与美国民族主义的上升共同帮助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总统选举，他通过将中国描绘成国际舞台上的恶势力来吸引选民。在任期内，特朗普开始针对中国进行军事建设，并发起贸易战以加强美国的商业至高无上，标志着与其前任奥巴马不那么敌对政策的明显分离。当乔·拜登在2021年取代特朗普时，他继续维持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政策，这些政策得到了看中国为美国重大威胁的两党一致共识的支持，并自那时以来施加了进一步的贸易限制以增加中国企业获取高科技设备的难度。

北京对华盛顿这种强硬态度的反应表现出与对外交往中的雄心和不安全感同样强烈。中国对美国行为的一些抱怨与20世纪初德国对英国的抱怨惊人地相似。北京指责华盛顿试图维护一种天然不公的世界秩序，正如柏林指责伦敦的那样。“美国不断誓言要维护的是所谓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旨在服务美国自身的利益并延续其霸权，”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6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宣称。“美国本身是破坏现实世界秩序的最大源头。”

与此同时，美国一直在试图制定一种对华政策，结合遏制与有限合作，类似于20世纪初英国对待德国的政策。根据拜登政府2022年10月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并越来越具备实现这一意图的能力，这种秩序倾向于将全球竞争场域倾斜到其利益。”尽管反对这种重塑，政府强调将“始终愿意在我们的利益一致之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为了强调这一点，政府宣布：“我们不能让分歧阻碍我们在需要共同行动的优先事项上向前推进。”问题如今与1914年前的几年一样，即使在关键问题上也存在合作的机会，但却被相互指责、小事惹恼和深化战略不信任所忽视。

在英德关系中，从日益加剧的对抗到战争有三个主要条件。第一，德国人逐渐确信，无论如何，英国都不会允许德国崛起。同时，德国领导人似乎无法向英国或其他任何人明确阐述，具体来说，他们国家的崛起是否将重塑世界。第二，双方都担心自己未来地位的削弱。讽刺的是，这种观点鼓励一些领导人认为他们应该尽早而不是迟迟开战。第三，几乎完全缺乏战略沟通。1905年，德国总参谋部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提出了一个战斗计划，将在德国必须与法国和俄罗斯同时应对的欧洲大陆上确保迅速胜利。至关重要的是，该计划涉及入侵比利时，这一行动促使英国立即加入了对德国的战争。正如肯尼迪所说：“两国之间的对抗在施利芬计划被制定为唯一的德国军事战略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正是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的卓越才能提供了将这种对抗转化为战争的机会。”

如今，这些条件在美中关系中似乎也已经具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坚信，无论如何，美国的主要目标都是阻止中国的崛起。中国有关其国际野心的声明内容如此平淡以至于几乎无意义。在国内，中国领导人对国家经济放缓和自己人民的忠诚性深感担忧。与此同时，美国政治上的分裂使得有效的长期治理几乎不可能。由于双方交流有限，中美之间战略沟通的潜力非常大。所有的现有证据都指向中国在某一天制定军事计划入侵台湾，就像施利芬计划帮助导致德国和英国之间战争一样。

北京指责华盛顿维护一个天生不公的世界秩序。

无限制的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各国越来越多地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并限制贸易和资本流动。但如果这种趋势变成关税的洪流，那么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世界都将陷入麻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各国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中美两国可能都会成为净输家。正如一个德国贸易协会在1903年警告的那样，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内收益“与此类关税战对两国经济利益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危害相比毫不足道。”贸易战也显著加剧了1914年真正战争的爆发。

遏制贸易战是一个开始，但北京和华盛顿还应该努力结束或至少遏制可能引发更广泛大火的热战。在强烈的大国竞争期间，即使是小冲突也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正如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奏所示。例如，俄罗斯当前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去年的进攻和反攻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前线；西方国家希望在乌克兰取得的有利条件下向前迈进。目前，乌克兰的胜利将包括拒绝全面的2022年俄罗斯最初进攻以及有利于进入欧盟的条款，获得西方关于基辅的安全保障在俄罗斯违反停火协议时。西方阵营中的许多人希望中国在这些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北京强调“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应该记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骚扰邻国时袖手旁观，这种虚伪性帮助导致了1914年的战争。现在，中国在对待俄罗斯的方式上正在重复这一错误。

尽管乌克兰战争目前引起了最大的紧张局势，但台湾可能是2020年代的巴尔干半岛。中国和美国似乎都在不知不觉地朝着某个时刻的台湾海峡对抗前进。越来越多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现在认为，台湾冲突比不打起来更有可能。美国政策制定者则专注于如何最好地支持这个岛屿。台湾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所有参与者都清楚，除了可能专注于实现正式独立的台湾人之外，只有一个可能的妥协才能有助于避免灾难。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并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已多次表示，它寻求最终与台湾和平统一。今天重申这些原则将有助于防止冲突：华盛顿可以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台湾独立，而北京可以声明，除非台湾正式采取朝独立方向迈进的步骤，否则不会使用武力。这样的妥协不会消除与台湾相关的所有问题。但它将极大地降低因台湾问题而引发的大国战争的可能性。

遏制经济对抗和减少潜在的地区闪点对避免重演英德冲突场景至关重要，但中美之间敌意的加剧也使得许多其他问题迫在眉睫。迫切需要军备控制倡议以及处理其他冲突，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人们需要彼此尊重的表现。1972年，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同意了一组“关于美国与苏联之间基本原则的声明”，这一联合声明几乎没有实现任何具体成果。但它在双方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并帮助说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人并不是在打击他。如果习近平像勃列日涅夫一样打算终身领导，那么这是值得投资的。

大国紧张局势的加剧还需要保持可信的威慑。有一个持久的神话认为，联盟体系导致了1914年的战争，而相互防卫条约的网络使政府陷入了无法遏制的冲突中。实际上，导致在1914年7月欧洲大国相互动员后几乎肯定会发生战争的原因是，德国愚蠢地希望英国最终可能不会援助其朋友和盟友。对于美国来说，未来十年内不提供任何可能导致这种错误的理由至关重要。它应集中军事力量于印度-太平洋地区，使其成为有效遏制中国侵略的力量。并且应重振北约，让欧洲承担更大份额的国防责任。

领导人可以从过去中正面和负面地学到东西，学到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他们首先必须学会重要的大课，其中最重要的一课是如何避免将几代人的成就摧毁成废墟的可怕战争。

日期：2023年11月16日

作者：A. Wess Mitchell，

过去的一年中，乌克兰战争成为全球焦点，引发了对战争可能性的深刻担忧。我们的作者，A. Wess Mitchell，以其在欧洲和欧亚大陆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经验，对这场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更多的信息：

美国距离一场可能输掉的战争只有一步之遥。这并不是理论上的偶然事件，也不是鹰派和军国主义者的狂热梦想。作者指出，全球战争的威胁实实在在存在于世界上三个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其中两个地区的紧张局势需要美国认真关注。特别是如果中国决定对台湾采取行动，将使局势升级为全球战争，直接或间接牵涉美国。尽管有多种改善美国地位的选择，但它们都需要认真的努力和权衡。现在，紧急行动并联合盟友来应对这个时代可能的世界危机已经势在必行。

对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美国而言，以如此鲜明的措辞描述其困境可能让一些读者感到危言耸听。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对抗苏联，以及目前仍然保持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美国，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然而，过去一年半里，通过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让俄罗斯付出了沉重代价，这让一些人认为，通过对乌克兰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或许能够在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之前，削弱俄罗斯的竞争地位。

然而，这一战略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长期战争并在黎凡特地区开辟新战线，与此同时，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正在迅速增加。北京已经在东亚对华盛顿进行考验，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美国将难以应对第三次地缘政治危机。如果战争真的爆发，美国将突然发现一些极为重要的因素对其不利。

其中之一是地理位置。正如最近两项国防战略所明确的并由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确认的，如今的美国军队并不是为了同时与两个主要对手交战而设计的。如果中国袭击台湾，美国将难以在继续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支持的同时拒绝进行军事干预。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正在衰落，而是因为与美国需要在这三个地方保持强大的不同，它的对手——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只需在自己的地区保持强大就能实现其目标。

最糟糕的情况是，在至少三个遥远的战区，战争可能会不断升级，由兵力薄弱的美国军队和装备落后的盟友进行战斗。这些盟友大多无法以攻击决心、资源和无情来抵御大型工业强国的长期冲突。发动这场战斗需要美国人及其盟友几代人以来从未见过的大规模国家团结、资源动员和牺牲意愿。

美国以前曾参与过多线战争，但在过去的冲突中，它总是能够战胜对手。然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并且其增长速度相当于整个法国海军四年的数量。相比之下，美国海军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增加75艘舰艇。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金钱。在过去的冲突中，华盛顿可以轻松地超过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几乎翻了一番，从占GDP的61%升至113%。相比之下，美国今天将陷入冲突，其债务已超过GDP的100%。

假设扩张速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似，那么预计债务可能会膨胀到GDP的200%甚至更高，这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其他消息来源指出的那样，如此规模的债务负担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全球冲突还会带来其他危险。美国的两个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伊朗——是主要石油生产国。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在更广泛的中东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关闭可能会推动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从而大幅增加通胀压力。中国是美国债券的主要持有者，北京方面的持续抛售可能会推高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并对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可以合理地假设，美国人将面临从电子产品到房屋建筑材料等各种物品的短缺。

所有这些与美国在全球冲突中可能遭受的人员伤亡相比都相形见绌。大量美国军人可能会牺牲生命。美国的一些对手拥有可以对美国本土进行攻击的常规和核能力；由于漏洞百出，这种袭击可能更容易实施。其他势力有能力在美国领土上煽动或指挥哈马斯式的恐怖袭击，特别是鉴于美国南部边境的 紧张局势。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很可怕，那么这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正如圣经谚语所说，恐惧是智慧的开始。全球战争已经不再是政策专家争论的理论偶然，也不再是所谓的鹰派和军国主义者的狂热梦想。这是一种真实且可预见的可能性，即使不是迫在眉睫的。

美国应该全力以赴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以期阻止冲突，同时确保美国人在冲突发生时有所准备。有效的准备是提高威慑力的途径；加强战争准备的措施向对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侵略对他们自己来说比稳定与和平更具风险。

美国的当务之急必须是确保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拥有自卫所需的武器。这些国家在当前全球危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避免全面冲突的最佳希望是，这些边境国家将如此勇敢和敏感，能够在侵略蔓延之前将其制止或威慑。

除非美国的国防工业基地井然有序，否则这是不可能的。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国防生产总量仅增加了10% ——尽管这场战争表明，与最近几年有限的平叛行动相比，工业大国之间的重大冲突中军用弹药的消耗高得惊人。

情况非常严重，华盛顿可能需要援引《国防生产法》并开始将一些民用工业转变为军事用途。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可能也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包括改变用于消费经济的材料的路线、扩大生产设施以及修改使战争材料生产复杂化的环境法规，以使美国工业基础为应对动员。

显然，华盛顿将不得不增加国防开支。拜登政府削减国防开支、用国内的猪肉桶支出来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坚持将每一美元的军事支出与气候政策或社会支出相匹配，都是错误的做法。为了在不增加债务的情况下做好战争准备，华盛顿将不得不削减受到广泛民众支持的社会项目的支出。

美国国会中没有人愿意告诉老年选民他们的福利正在被削减。但另一种选择是有一天告诉选民，为什么他们的子孙在战争爆发时被部署到危险的地方，而没有足够的武器。

美国的盟友也必须以新的重要方式挺身而出。乌克兰战争促使欧洲北约成员国，尤其是德国，更加重视安全问题。但即便如此，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兑现了将至少2%的GDP用于国防的承诺。主要西欧成员国尚未兑现一年多前在马德里峰会上做出的承诺，即在北约东翼部署旅级部队。

在整个西方，政府和公民将不得不重新评估那些使他们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优先事项。气候政策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政策将会削弱经济增长。欧洲人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对核能的厌恶；美国进步人士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自我限制。这份清单上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但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进入一个艰难决定的时期。即使在几年前，乌克兰和以色列发生的事情似乎也是难以想象的，未来几天可能会有更多的鞋子掉落。美国人及其盟友现在需要开始整理他们的事务，这样他们才不会发现自己在全球冲突发生时毫无准备。

数据让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观察事物，但要获得数据的好处就需要改变外交政策的制定方式。
2023 年 6 月 19 日 晚上 11:00
作者：美国退役四星将军、Rhombus Power 顾问 Stanley McChrystal和Rhombus Power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Anshu Roy 。

2022 年初，华盛顿经验丰富的俄罗斯专家和国家安全官员难以置信地目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这到底是为了从基辅和西方获得更多让步而虚张声势，还是他即将发动一场全面的陆地战争，以重新划定二战以来的欧洲边界？专家们用他们丰富的专业知识震撼了雪球，但关于普京意图的争论却从未得出结论。

但在硅谷，我们在俄罗斯发动袭击前四个月就已经断定普京将入侵。到一月底，我们几乎就预测到了战争的爆发。

如何？我们 Rhombus Power的团队主要由科学家、工程师、国家安全专家和前国家安全从业人员组成，他们所看到的景象与传统的外交政策界完全不同。依靠人工智能来筛选几乎难以想象的大量在线和卫星数据，我们的机器正在汇总地面行动，计算包括导弹基地的活动和当地商业交易在内的输入，并几乎实时构建俄罗斯活动的热图。

我们做对了，因为我们不受传统外交政策分析的限制。我们并没有试图猜测普京的动机，也不必在试图解释他的话时与自己的偏见和假设作斗争。相反，我们通过跟踪通常很小但非常重要的数据来观察俄罗斯人实际上在做什么，这些数据在有效汇总时会成为强大的预测因素。各种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武器系统于 2021 年转移到了边境地区，克里姆林宫声称军事演习仍然在那里，仿佛为未来的前进做好了预先部署。俄罗斯军官在当地企业的支出模式表明，他们不打算很快返回军营，更不用说回家了。

到 2021 年 10 月下旬，机器是否百分百确定地告诉我们俄罗斯会入侵？不，但他们告诉我们，俄罗斯导致战争的活动模式使得普京极有可能下令发动袭击。事实上，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大型语言模型通过筛选过去的数据来学习——在我们的例子中，大约是 10 年的数据，可以追溯到俄罗斯 2014 年入侵克里米亚之前。他们寻找模式：每当过去发生 X 时，结果往往就是 Y。有时相关性很弱，但有时模式很强。添加足够多的这些信号，我们的系统就可以以特定的置信度对全球未来的热点地区进行攻击性预测。

人工智能所做的一些事情与传统的侦查并没有太大不同。毕竟，推特用户发布了开源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设备在战前在边境附近收集。但仅复制机器模型的一小部分就需要数千名开源调查人员或情报分析师。人工智能可以做的——而人类做不到的——是同时快速地查看所有地方的一切。想想《大空头》吧，这部电影讲述了好奇的银行家们费力地浏览大量抵押贷款数据，发现可疑的怪癖，并挨家挨户进行调查，以揭开导致 2007 年次贷危机的恶作剧的故事。人工智能是大空头一百万遍——不仅关注抵押贷款，还关注一切可能有趣的事情，并同时、自动、几乎实时地进行。

同样重要的是，机器是冷静的，更容易规避人类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想法。一些经验丰富的俄罗斯政策专家不愿意相信，普京会在军队如此少、准备不足、经济灾难风险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他们对普京准备情况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却将自己对理性的定义投射到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身上。当机器筛选历史模式时，它们并不关心人类对“理性”普京可能会做什么的看法，只关心观察到的模式在过去导致某种结果的可能性。该模型使用了从 2014 年至今的无数数据点，包括俄罗斯首次入侵乌克兰，因此有大量的模式和结果可供观察。

机器是冷静的，更容易规避人类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想法。

大型语言模型是否正确，而许多终生专家却没有正确，这并不重要。正如我们从人工智能早期就知道的那样，机器和人类一样能够产生幻觉。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工具对未来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具有巨大影响，并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在应对这些影响方面做得很少。问问自己：今天的技术可以对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可能走向进行哪些预测？就此而言，它能告诉我们有关战争、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规划的未来的什么信息？正如我们的团队在去年入侵前夕所看到的那样，技术所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已经超出了我们十年前的想象。如果我们准备好充分利用它，那么从现在起十年后，它将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

在一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观察和预测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新能力，并通过重组围绕人类输入设计的流程来为决策者提供支持。美国政府处理信息和制定国家安全决策的系统是针对 20 世纪的战情室而完善的，最优秀的大脑围坐在桌子旁面对面审议，而不是针对 21 世纪的数据和网络技术。现在，我们不仅需要更大的桌子和战情室，还需要它们的数字版本。未来审议的一些参与者根本不是人类，而是思考机器，它们将使专家能够以越来越快的相关速度进行推论、干预点和假设情景。决策者不再像旧系统那样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正在发生的危机，而是需要在事件发生之前定期处理事件的预测。仅此一点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制定国家安全决策。

如今，各种发展——包括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更快的计算机、强大的算法和开源革命——让我们能够突然收集、存储和访问比以往更多的信息。 。现在，它也可以由人工智能进行互操作和操作。在我们的总部，我们使用、汇总并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理解所有类型的数据，包括早期指标、可疑的财务指纹、物流活动、武器流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微妙变化以及媒体报道的语气和内容。其结果是数字神经系统可以警告决策者有关威胁的收集，而且通常比过去更早。

例如，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2022 年 8 月访问台湾之后，我们的系统在中国大规模导弹和飞机飞越台湾水域之前就发出了警告信号。同样，该系统在美国总统之前预测日本周围的风险加剧乔·拜登2022年5月访问。媒体随后报道了中国和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在该地区的不寻常飞行。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可以想象美国政府可能从传统情报来源收到了类似的警报。但重要的是，由于数据聚合和意义构建模型的力量和速度，人工智能生成的警告通常会更早出现。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是有限的。传统情报可能集中在少数已知的热点地区，而全球看似平静的地区可能几乎不受监控。当人类的眼睛在看别处时，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您的眼睛。

决策者需要在事件发生之前定期处理事件预测，从而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制定国家安全决策。

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早期警告增加了整个国家安全领域的行动自由，包括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领域。更快的洞察力还可能有助于在不良结果发生之前预防、改变或减轻不良结果。目前，就在士兵、政治家和外交官决定乌克兰的最终结果时，我们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筛选数据，以预测俄罗斯下一步可能袭击的地点。

无论是否准备好，人工智能已经让我们能够看到多种可能的未来，并让我们能够以令人惊讶的可量化可能性知道其中哪些可能发生，哪些可能不会发生。更重要的是，它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在真正的危机情况下进行兵棋推演和压力测试可能的反应——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内，而不是像传统桌面演习那样需要几天或几周。我们分析的数据量有助于以前所未有的信心预测对手牌组中的下一张牌。让一个技术装备先进的国家措手不及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在很多方面，虽然人工智能可以让情况变得更清晰，但它只会让决策者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在俄罗斯入侵前夕，拜登政府采取了创新举措，公开了其对俄罗斯战争准备机密情报的判断，并向每个首都广播。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持续推断对手的下一步行动，这将如何影响外交和谈判策略？可能性令人眼花缭乱。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的判断。尽管模型产生的见解很有价值，但政策制定者仍然必须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就像人类生成的情报评估一样，人工智能支持的理解总是伴随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来没有 100% 的确定性。及时采取行动改变事件总是需要信心和勇气；在某些方面，基于人工智能做出决策需要更多的信心，因为这意味着对来自非常规来源的预测进行押注。

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将这些工具融入到工作中时保持谦逊态度，就像对待容易出错的人类输入一样。整个系统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预测有时会是错误的。人工智能并没有创造出水晶球：重要的是对得出结论的输入保持透明，而不是期望在战场上做出绝对准确的决策。对于人工智能的判断来说，这个过程应该比依赖传统手段的判断更加严格。

许多一生研究国家、地缘政治、治国方略和战争的专家在人工智能外交政策的世界中仍然不可或缺。这些专业人员必须成为技术驱动决策的检查和护栏，就像技术是对人类判断的检查，其已知的群体思维和盲点缺点一样。最终，我们可以通过技术优势增强人类情报、外交和军事规划，并向前规划而不是主要回顾过去。在军事领域，人工智能不会决定每场战斗的进程，但它将扩大选择范围并增加行动自由度，以便以相关的速度做出决策。

随着我们在预测技术方面取得进一步进步，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将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挑战。拥有如此多的信息将迫使政策制定者决定机器预测的多种情况中哪一种最需要做好准备。预测能力的增强将大大减少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减慢政策进程，迫使政府更快地做出决策，而不是包揽所有赌注并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在事态的发展消除所有疑虑之前，或者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所说的对这个问题表示钦佩之前，拖延的借口将会减少。

我们仅仅触及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所带来的问题的表面。

增强远见的惊天动地的能力是政府尚未在其人员和流程、国家安全理论等方面做好准备的。当对手使用相同的技术时，它将创造出相互保证透明度的改变游戏规则的现实：一种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知道我们提前几步知道他们正在计划什么，反之亦然。正如意外和不确定性定义了过去的重大安全事件——从珍珠港到古巴导弹危机再到 9/11——预期和无处不在的可操作信息将定义 21 世纪的剩余时间。

我们仅仅触及了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将带来的问题的表面。在一个信息优势成为巨大优势的世界中，美国如何知道自己相对于对手和竞争者保持着优势？华盛顿及其盟友是否投资了正确的技术和概念？他们是否以必要的速度和规模采用这些措施，以便能够阻止并在需要时击败未来的侵略？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还有真正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提前几年预测对手或不良行为者的举动，那么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是什么？外交的作用是什么？政策制定者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预测能力不会简单地成为先发制人使用军事力量的简单理由，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基于人工智能预测的致命行动的国际合法性或合法性是什么？是否有义务公开分享警告？在人工智能变得透明的世界中，战略模糊性是否有任何作用？或者华盛顿是否希望对手知道它知道他们在计划什么？什么时候不作为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

人工智能不是科幻小说。现在就到了，已经进了战情室的门。我们的技术遥遥领先。但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发展人类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我们要及时获得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好处，组织、程序和理论方面的变革将是必不可少的。

原创 海边的西塞罗 山巅上的加图 2022-10-16 18:18 发表于山东

收录于合集#新罗马78个

明明技术、资金，国家重视一帮不缺，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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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

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

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

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

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

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

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

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

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

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

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

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

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

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

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

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

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

2

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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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谁能说了算？市场。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TR-1（丽晶TR-1）在美国上世了。

这台收音机据称是婴儿潮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回忆。晶体管的小巧灵便，让这台收音机从过去的大家伙迅速缩小为了“掌中宝”，富裕的美国人没有谁能抵挡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诱惑。于是虽然丽晶 TR-1售价高达50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卖了10万台——美国人当年对丽晶的热捧，跟现在全球对苹果手机的热捧很相似。而市场销量的暴增，很快就对研发产生了“正回馈”，尝到甜头的商家愿意出高价支持学者搞晶体管研发。那些不愿意在守旧的半官方研究所里混日子的有志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锐的晶体管研究。于是那个时代美国不断发生类似“仙童八叛逆”的事件，电子研究的旧模式在市场商业竞争的刺激下被不断地颠覆、加速革新。

为半导体革命而出走的“仙童八叛逆”在苏联科学家、工程师被体制锁死，天天打卡上班，耗费着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奉旨研发”着没有出路的小型化电子管的时候，他们的美国同行们在频繁的跳槽，不断提出新思路，革新产业。美国的电子产业开始发力，逐渐加速甩开苏联的竞争者。当然大多数苏联研究者可能也不在乎这个，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工资体系评级中都很高，搞好跟同事尤其是研究所领导的关系，能每月领到工资不就行了么？与敏锐的美国市场相比，苏联规划委员会虽然是迟钝的，但也不是全瞎。到了20世纪60年代，越战中的美军将他们之前安在收音机上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用在他们的F-4鬼怪战斗机和AGM-12小斗犬导弹上。

苏联军情报部门在得到这些战争机器的实测数据后——用今天营销号最常用的说法——直接“吓尿了”。军方开始质问苏联国内研发机构：这些年你们都搞了些什么？为什么美国战斗机、导弹有这些我们看不懂的黑科技。于是苏联的电子研发在差距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向，承认了晶体管的先进性，放弃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电子管小型化尝试。此时，“穗宗”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这位新领导急于看到苏联能在电子产业上赶超美国。于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苏联加速电子产业的研发，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必须在十年内赶上美国。但这个命令，随后在苏联电子行业内，引发了另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半公开的科研造假和徒劳无益的“杂技式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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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之前的方向的错误，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到60年代已经与西方脱节了，虽然上层有令，但这个鸿沟无法立刻被填补。于是各苏联研究院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开始走捷径，仿造、剽窃甚至直接照抄美国同样的芯片设计。在整个70年代，基本上因特尔、IMB、得州仪器等美国电子厂商出一个什么样的芯片、电子产品设计，你就能够在同时代的苏联找到一个类似的仿制品。甚至有时候，不同研究院之间，甚至还会为谁先山寨了美国同行的产品、更有资格申报苏联相关科技创新奖项而打起来。苏联当时的这些“山寨芯片”，虽然还没有没脸没皮到拿砂纸直接把人家的商标擦掉，换上自己的，然后吹说是自主研发。但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美国当时的芯片研发，是在市场应用场景在场的情况下，反复修改，针对性的设计出的。设计图纸交给工厂以后就能保质保量的做出来，做出来就能安到相应的商品上卖出去。可是苏联的仿制品，是无法享受这个“正循环”的。他们生产的芯片在实验室里能够达到与美国同行近似的质量，但一旦交付工厂批量生产，因为相关工艺达不到要求，质量和良品率都会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这些仿制品严重缺乏应用场景——美国的电子产业是一个接入其社会消费品生活的有机体，芯片造出来，安上相应的电脑、电视、微波炉、助听器是可以直接卖钱的。民众消费能力也能为其研发买单。可是同时代的苏联民众由于消费力不足，市场的缺失。芯片批量生产出来，根本无法到民用市场上去卖钱。于是苏联的工业规划部门只能为这些山寨芯片强行安排一种应用场景——军工。是的，七十年代苏联军备的急速膨胀，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为了不在各产业技术研发领域被美国人甩开，苏联研究或仿制，山寨了大量的高技术产品，可是由于这些产品在苏联没有民用市场可以消化，为了让研发和生产它们的钱花得值，于是规划部门不得不更大规模的生产与其配套的军火。“买个鼠标垫，想为它配个电脑”这在今天是个笑话，但“造了一颗芯片，需要为它配个导弹”，“造了一台发动机，需要为它配个坦克、飞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个实景。

这些军工产品虽然不能卖钱，但却可以由国家出钱买单，于是相关产业链的工人、研发部门的研究员们，也就都不至于丢饭碗了。当然，也有苏联研究人员想过“弯道超车”，比如从50年代起，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们就一直在致力于设计和推广一种“三进制计算机”——一口气研发了二十年。与西方首倡的二进制计算机相比，据说这种计算机（至少在理论上）运算效率更高效，最终造出来的计算机也更小巧。这个愿景让苏联为这项研发也曾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苏联科学家们肯定幻想过：这玩意儿要是能搞成了，弯道超车，美国现在耀武扬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废品了么？可是这个科学理论上可行的通路，最终没有走通。理由还是那个——苏联严重缺乏与先进技术相配套的市场应用场景。你的三进制计算机可能更高效，但搞出来以后干什么用呢？同时代算法、程序都是跟二进制相配套的，想与你的计算机相配适，要从头编一个算法、程序。而苏联的民用市场太小了，这东西做出来以后根本不偿失，还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所以理论上可行的三进制计算机，在苏联永远是一个需要拨款供养的“科研杂技”。等到这套输血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就寿终正寝了，甚至破产的比“山寨式研发”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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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我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让苏联在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中最终落败的因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市场。在电子产业上，苏联的起步技术条件与美国相仿佛，有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决策者更是在第一时间就非常重视，以举国之力进行重点研发。但因为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扭曲了。因为没有市场，苏联无法敏锐而公正的比较晶体管和电子管究竟哪一个更有前途，在后者死胡同里空耗了十几年。因为没有市场，苏联生产了大量看起来赶上脚步，但实则毫无性价比可言、根本卖不出去的“山寨芯片”，从而让苏联整个电子产业成为永远要靠国家输血、拨款维持的“巨婴”。因为没有市场，因为无法与国际接轨，苏联的科研还搞了大量像“三进制计算机”这样看上去很美，实则根本是闭门造车的劳什子，连宝贵的输血，也平白浪费了。这些种种的谬误，最终让苏联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也同样输掉了其他技术上的比拼，最终沦入八十年代末那种别人的民用技术、甚至游戏机给你都怕“技术外泄”的窘境当中。而我觉得，在“市场”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词——人。是的，尊重市场的本质，其实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就是在尊重每个人：当每个消费者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出入百货商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不是某种大局规划）自由选择他们到底要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时，他们无意中也就替整个社会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仙童八叛逆”这样的研究者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遇到权威的学术欺压，说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信的能靠市场来养活自己时，他们也就自然的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发挥的研究方向，而不会在某个研发死胡同里每天憋着气做糊弄事的无用功。当整个市场是自由的，新锐的、更高效更物美价廉的商品总能独占鳌头时，这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比苏联的规划强得多的“内驱力”，迅速催熟一项技术。而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能够自由的用双手换来富裕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水平，会在这种“万类霜天竞自由”中不雕自镂、不扶自直。自己找到最迅速、正确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苏联与美国在芯片之战中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想起了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那些话——“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对未来的洞见。”“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市场经济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是的，在整个美苏“芯片竞赛”中，苏联主动做了很多，却输了。美国主动做的很少，却赢了。这背后说来，其实也没什么秘诀。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美苏这场电子产业之战也如是。相信市场，相信每个人。尊重市场，更尊重每个人。让一切顺其自然后，想赢其实就不难。全文完本文7000字，感谢读完。前两天在《如果我不是我》一文中，我抱怨有篇稿子又被404了，理由是被判定为非原创。我申诉了。然后，今天居然申诉成功了，但申诉结果是这么说的：
简单的说，就是如果那稿子真是你原创的，那你就有其他违规了！所以还是要删你……这个逻辑，好严密。行吧，我也不想抱怨什么了，就跟大家说一声。写作真的越来越难。近期，我尽量多写安全的，不违规的。实在不行就多休息几天吧，努力认真遵守相关规范，共同打造良好的运营环境。请大家体量，支持，并一定关注我的几个小号，勿走散。

重新构想——而非放弃——全球化的理由

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 Ngozi Okonjo-Iweala)

2023 年 6 月 8 日

1945 年之后建立的国际经济架构 基于一个强有力的理念：经济相互依存对于全球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如果还不够的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为应对前三个十年的持续动荡而成立的，当时世界饱受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摧残。 这也是一个去全球化时期，各国退回到日益孤立的贸易集团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各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新体系，通过将各国紧密联系起来，将经济联系的密集网络连接起来，将这种混乱和分裂归于历史。

在过去 75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认识到经济相互依存的力量。 各国拆除贸易壁垒，相互开放经济。 总的来说，他们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 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与日益增长的全球繁荣、前所未有的贫困减少以及异常漫长的大国和平时期齐头并进。 自 1990 年以来，世界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下降了四分之三。 人类福祉实现这一巨大飞跃的核心是国际贸易量增长了 20 倍，这在过去 6 年中帮助将人均收入提高了 27 倍。

这一经济愿景现在正受到攻击，其成就也岌岌可危。 15 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冲击——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然后是 COVID -19 大流行，现在是 乌克兰战争 ——创造了关于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 这种新思路认为，全球化非但没有使国家在经济上变得更强大，反而使它们面临过度风险。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再被视为一种美德； 它被视为一种恶习。 新的口头禅是各国需要的不是相互依存而是独立，融合充其量仅限于一小部分友好国家。

但瓦解经济全球化和支持它的结构将是一个错误。 这是因为，尽管一直有相反的言论，但在这个“多危机”时代，国家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贸易。 此外，包括贸易在内的国际合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不平等和流行病等全球公域面临的挑战是必要的。 全球化 还没有结束，也不应该有人希望它结束​​。 但它需要为未来的时代进行改进和重新构想。

一个时代的结束？

之前，与日益紧密的经济一体化的偏离正在重塑贸易政策 甚至在COVID -19 。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双方针锋相对地征收关税。 但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件加剧了这一趋势。 大流行病和乌克兰战争暴露了全球贸易的真正脆弱性，导致产品短缺和供应瓶颈，对企业和家庭都造成了伤害。 “脱钩”的话题开始流行起来。 最近，各国政府实施了越来越多的出口限制，特别是对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商品，例如半导体和关键矿物。 他们还恢复了旨在促进国内生产的产业政策。

尽管如此，关于去全球化的讨论仍然与贸易数据不一致。 事实上，全球商品贸易在 2022 年创下历史新高。 ) 成员提供的基本“最惠国”关税条款进行的，这表明多边规则 超过四分之三的贸易是根据各国政府向所有世界贸易组织 ( WTO 手册在国际贸易中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22 年美中贸易总额 达到 6910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比 2019 年增长 24%。生产其他商品——世界出口量基本保持不变，表明国际供应链没有大规模回流。 公司仍然根据成本和质量考虑因素做出采购决策。 政策措施可能会改变这种计算，但不会一蹴而就。

-19的经历 COVID 也展示了国际贸易作为减震器的力量。 在大流行初期，随着对口罩、手套和鼻拭子等医疗产品的需求 激增，对此类商品的出口限制使一些中断变得更糟。 但贸易迅速成为增加急需物资供应的重要手段，从个人防护设备到脉搏血氧仪，再到最终的疫苗。 尽管 2020 年全球商品贸易额缩水了近 8%，但医疗产品贸易却增长了 16%。 布制口罩的贸易量几乎翻了五倍。 -19 疫苗后 开发出COVID ，在遍及 19 个国家/地区的供应链中生产了数十亿剂疫苗。 如果没有贸易，从大流行病中复苏——从眼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将会慢得多。

换句话说，尽管拆除支撑全球化的体系的运动越来越多，但人们和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它。 去全球化的拥护者实际上是在呼吁中断依赖贸易的大约 30% 的全球产出 ， 此举只会增加全世界人民购买力的下行压力。 鉴于贸易的强劲反弹帮助经济复苏并使大多数由流行病引起的短缺暂时消失，很明显，根本问题不是相互依存本身，而是某些重要产品的某些贸易关系过度集中。 如果目标是更有弹性的供应网络，不易被竞争对手武器化，那么就有更好的前进方向。

不要 全球化 去全球化，要重新

更深入、更分散和更多样化的全球供应链——我们在世贸组织 称之为 “再全球化”——提供了一条通往相互依存而不过度依赖的途径。 过去三年暴露出的问题可以转化为机会，为迄今为止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的国家和社区提供切入点。

在少数几个行业中，一些回流或近乎回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在这些有限的地区之外，这些措施可能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的研究人员 世贸组织 估计，如果世界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经济集团，由此导致的国际贸易减少以及专业化和规模经济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从长期来看将使实际收入平均比目前的收入减少至少 5%趋势。 产出损失将远大于 2008-9 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 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收入将下降多达 12%，对其发展前景造成巨大打击。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再被视为一种美德； 它被视为一种恶习。

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回流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供应链的弹性会降低，而不是提高。 随着干旱、热浪和洪水对生产和运输造成严重破坏，未来几年供应负冲击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 关闭贸易大门会增加各国遭受此类冲击的风险。 相比之下，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将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外部供应选择，从而提高弹性。

2022年，美国亲眼目睹了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的情况下，仅靠国内生产无法确保供应弹性。 在美国销售的几乎所有配方奶粉都是在国内生产的，当四大制造商之一由于细菌污染不得不停止其工厂之一的生产时，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心碎的短缺。 最终缓解危机的是贸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紧急授权进口配方奶粉。

盟友的想法 “朋友支持”，即把生产转移给地缘政治 ，也不是灵丹妙药。 每当有人提出“支持朋友”时，我总是会问，“谁是朋友？” 历史上有很多朋友以不友好的方式行事的例子，尤其是在涉及到彼此的出口时。 贸易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出现在盟友之间。

交易绿色

但再全球化的理由远不止于此。 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需要国际贸易来克服当今最紧迫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贫困、 不平等 和战争。 人们常说，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然而，贸易合作往往被排除在这些解决方案的清单之外。

世贸组织 。 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纠正这一疏忽 去年 6 月，在我们的第 12 届部长级会议上，该组织的 164 个成员同意削减数百亿美元的有害渔业补贴，帮助缓解过度捕捞的海洋鱼类资源的压力，同时改善数百万依赖健康海洋为生的人们的生计。 成员们承诺防止紧急粮食援助采购因出口限制而陷入困境。 他们还承诺保持食品和医疗用品在世界各地的流动，帮助确保供应和减少价格波动。 当乌克兰战争中断粮食、饲料和化肥供应时，世贸组织 加强 了对相关贸易政策的监督，敦促成员信守承诺，保持市场开放。 截至 2023 年 5 月上旬，各国自战争开始以来对食品、饲料和化肥采取的 100 多项出口限制措施中，约有 63 项仍在实施 。 尽管还有 很大的改进空间，但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的生存当务之急 气候变化 是贸易可以而且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的另一个领域。 贸易经常被描述为破坏环境，担心与航运、空运和卡车运输产卵计划相关的排放以“购买本地产品”。 诚然，与其他碳密集型行业一样，交通运输也需要减少排放，事实上，研究人员正在努力研究替代燃料，例如绿色氢和绿色氨，为货船提供动力。 但批评者忽略的是，如果没有贸易，世界就无法脱碳。 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渠道，通过它可以传播绿色技术，各国可以获得从极端天气事件中恢复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国际贸易和价值链带来的竞争和规模效率对于降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加速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至关重要。

此外，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允许国家专业化来帮助减少与商品相关的排放。 正如各国可以通过专注于他们相对擅长的领域来获得经济收益一样，如果各国专注于他们相对绿色领域的领域，世界也可以获得环境收益。 从地球的角度来看，从低碳能源丰富的地方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或从水资源丰富的地方进口水密集型产品是有意义的。 例如， 世界银行 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充足的风能和阳光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处于生产绿色氢的有利条件。

但这种环境比较优势只有在适当的政策激励措施到位时才会发挥作用，这样才能将特定活动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是“内部化”。 在这方面，贸易合作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采取严肃的气候行动，他们的政策分歧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贸易摩擦和对失去竞争力的担忧。 如果这些紧张局势得不到遏制，各国最终可能会引入贸易限制并对其他国家的限制进行报复。 这将增加企业的不确定性，从而阻碍低碳投资。 更高的贸易壁垒和更低的投资反过来会结合起来提高脱碳的成本——这与世界所需要的完全相反。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就如何评估和比较彼此气候政策（无论是税收、法规还是补贴）的等效性达成共识来避免这种情况，以帮助预防与气候措施相关的贸易冲突。 这 世贸组织 正在研究可以为这种全球碳定价框架提供信息的潜在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是如此。

贸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帮助世界实现环境目标。 许多 世贸组织 成员正在考虑改革和减少政府对化石燃料生产商和消费者的补贴，一些成员正在考虑降低环境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壁垒，例如 管理空气和水污染的技术。 在这些努力的同时，一些成员正在采取大胆措施来激励对绿色技术的投资。 尽管 WTO 规则手册支持脱碳努力，但它鼓励成员以不歧视他人或导致损害贸易伙伴的补贴竞赛的方式这样做。 有一些方法可以实现绿色和补贴，包括支持研究和创新，而不会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

缩小差距

长期以来，贸易也一直是减贫的强大力量。 它允许国内市场小或差的国家利用外部需求将人员和资源从维持生计的活动转移到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更具生产性的工作中。

-19 大流行之前的几十年里 在COVID ，贸易在帮助超过 10 亿人摆脱极端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 每天生活费不足 1.90 美元的全球人口比例从 1990 年的 36% 下降到 2018 年的约 9%。如果不考虑中国，这一比例在同一时期仍大幅下降——从 28% 到11%。 这种繁荣的结果是几乎所有地方的生活水平都急剧上升。 在 2019 年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贫穷国家和富裕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自 200 年前的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开始缩小。

这些趋势现在已经逆转。 世界银行估计，乌克兰的大流行病和战争已将多达 9000 万人推入极端贫困。 富裕经济体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尽早获得疫苗和拯救经济的资源，再次将贫穷国家甩在后面。 没有全球贸易，就不可能使发展和减贫重回正轨。

但世界需要一种不同的、重新构想的贸易类型，因为并非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充分分享了近几十年的进步。 尽管总体趋势令人印象深刻，但 顶线数字隐藏了一个更黑暗的故事。 许多贫穷国家——尤其是 非洲 国家——落后于其他地方的同行，即使在大流行前的融合时代也是如此。 富裕国家的许多穷人和地区也落在了后面，因为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所创造的机会并不总是或不经常出现在因随之而来的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同一地区或部门。

世界需要一种不同的、重新构想的贸易类型。

尽管国家之间和全球人口整体的经济不平等有所减少，但许多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却在加剧。 贸易是发挥作用的几个因素之一，包括有利于熟练工人的技术变革，并用机器取代了许多制造业工作。 税收、 劳工 和反垄断政策选择也影响了这些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 当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痛苦而缓慢的劳动力市场复苏助长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时，贸易和移民很容易成为替罪羊。 近年来的政治动荡凸显了缓解贸易和技术变革对人们生活和生计的影响的重要性。 通过引入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政府可以确保广泛分享贸易和技术带来的收益，同时削弱其破坏性影响。

肯定有空间将更多的人和地方从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的边缘带入主流。 这已经开始发生了。 跨国公司正在使他们的供应商基地多样化，以追求成本节约和更好的风险管理。 孟加拉国、柬埔寨、摩洛哥和越南正在扩大对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参与。 从巴巴多斯到巴厘岛再到俄亥俄州，远程服务工作正在为苦苦挣扎的社区创造机会并注入新的活力。

进一步推进这一再全球化进程以涵盖更多地方并吸引更多小型和女性拥有的企业将产生可观的红利。 部分地区的增长和减少贫困​​， 它将促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这些地区拥有良好的宏观经济和商业环境，但与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的联系薄弱。 这将导致 通常贫困率和就业不足率较高的社会阶层获得更大的社会经济包容性。 它还将增加供应链的深度、安全性和灵活性。

一个强大、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对于这一潜在的下一波贸易驱动型增长来说是必要的。 但再全球化看起来将 不同于改变东亚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随着自动化的进步使制造业成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引擎比过去有所减弱，服务业将不得不与制造业、农业生产和加工一起发挥重要作用。 服务业日益成为增长和贸易的重要驱动力，其扩张速度快于货物贸易。 对于以数字方式提供的服务尤其如此——从流媒体游戏到视频会议咨询的一切。 2005 年至 2022 年间，这些服务的跨境贸易平均增长了 8.1%，而商品的跨境贸易增长了 5.6%。 到 2022 年，数字交付服务出口价值达到 3.8 万亿美元，相当于所有商品和服务贸易的 12%，高于十年前的 8%。

为支持这一再全球化进程，国际贸易体制需要进行调整，制定明确的数字贸易规则，促进更深层次的服务贸易合作。 现有贸易规则中的差距——或者完全缺乏共同的全球规则——导致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这对小企业来说是最沉重的负担。 成员 世贸组织 一直在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措施。 2021年，占全球服务贸易90%以上的一批成员就降低服务贸易监管壁垒达成一致，中美欧等近90个成员目前正在就基本服务谈判达成共识一套全球数字贸易规则。 降低贸易壁垒和建设连通性基础设施的区域举措，例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也很有用。

最后，维护和平与安全在当今尤为重要。 贸易关系和政策的日益武器化使人们对贸易带来和平的长期主张产生了怀疑。 可以理解，各国担心在关键商品方面变得依赖潜在对手。 但正如已经明确的那样，将贸易限制在少数合作伙伴内会带来机会成本：价格上涨、出口选择减少、生产性资源分配减少以及新的供应脆弱性。

与此同时，深度和多样化的市场通过减少各国对任何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使国际贸易武器化变得更加困难。 当乌克兰战争几乎切断了埃塞俄比亚从该国进口的所有小麦时，埃塞俄比亚得以通过从阿根廷和美国进口来填补缺口。 欧洲通过从其他来源进口液化天然气来弥补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损失。 在重新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各种商品的分散生产基地 意味着潜在的瓶颈更少。 再全球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广泛开放和可预测的全球经济，以强大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为基础。

和平的力量

国际贸易既不是解决所有安全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是当前安全架构的软肋。 放弃国际贸易带来的许多好处将是鲁莽的。 当前的贸易体系确实存在问题，但反事实的情况几乎肯定会更糟：如果主要大国在彼此的稳定和繁荣中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共同的机构，那么很难相信国际安全会得到更好的保障。从事。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给两国人民和企业带来了巨大利益，并在双边和国际论坛上将超级大国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并避免冲突的动力。

战略竞争是现代世界的现实。 但除非也有战略合作，否则这个世界将变得无法居住。 去年夏天WTO 。 的部长级会议为两者带来了希望 在那里达成的协议得到了所有 世贸组织 成员的支持。 他们跨越地缘政治和政策断层线开展工作，每个人都认为加强世界贸易体系符合国家利益。

自世界首次接受多边贸易合作以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贸易体系支撑着不断增长的全球繁荣——如果仍然不平衡的话。 它已经实现了帮助政府在动荡时期保持市场开放的最初目标。 面对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疫情的巨大冲击，世界没有重蹈1930年代保护主义和萧条的覆辙，而是让跨境供需成为复苏的引擎。

今天，多边贸易体系是应对从气候变化到冲突再到大流行病防范等重大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WTO ，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适合 21 世纪的改革后的 其规则可以巩固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开放性。 如果说过去 15 年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不可预见的危机肯定就在眼前，如果没有贸易的稳定力量，世界几乎肯定无法经受住这些危机。